一、萍聚修水
1927年8月1日，夜已深，武昌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驻地，一间屋子仍未熄灯，几个年轻人正围着两封电报讨论。他们不知道，许多人的命运将在这场讨论中决定。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源自北伐铁军第四军，是从第二十五师抽调部分官兵，充实以伤愈老兵和部分新兵编成的。这个团延续了叶挺独立团的传统，领导权由中共党员掌握，团级干部素质整齐。上校团长卢德铭，号又新，四川宜宾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叶挺独立团出身，原任独立团改编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参谋长，经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向总指挥张发奎推荐出任警卫团长，时年22岁；政治指导辛焕文，号质彬，湖北安陆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肄业，在校期间入党，“三一八”学生运动的领袖，当过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的秘书，由第四方面军第一纵队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调任，时年26岁；中校参谋长韩浚，湖北黄冈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赴苏联留学，由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调任，时年34岁；中校团附兼第三营营长余洒度，湖南平江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由黄埔军校同学会宣传科长调任，时年23岁；少校团附兼辎重队长范树德，河北无极人，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第四期经理科毕业，由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辎重队副队长调任，时年20岁。
警卫团共有四个营，除余洒度外，第一营营长宋文彬（字质夫，河北遵化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时年25岁）也是共产党员。第二营营长李腾芳（湖南永兴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时年20岁）、第四营营长黄巨川不是党员，但李的政治态度颇倾向于中共，黄则只听命于张发奎。
连排级军官中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新兵中也有湖北省团校组织的青年学生军事训练班成员二百余人和“四一二”政变后投奔军队的两湖工会、农会会员。警卫团驻在湖北省政府大院内，后来被误传为“国民政府警卫团”，其实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设在汉口。
话说从头，摆在团部几位年轻人面前的几封电报，一封来自南昌，只有七个字：“我们已经起义了”，落款周逸群，他们的黄埔二期同学，当时已经是南昌暴动部队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另一封来自九江的第二方面军总部，落款是副总指挥黄琪翔，要求警卫团立即前往会合。
虽然抱着疑惑，卢德铭等人还是决定向南昌进发。张发奎的命令也发挥了作用，辎重队长范树德以此为借口，向后勤部门申请到招商局轮船“德兴”号用来运兵。部队出发时，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没有通知第四营和正在执行任务的其他连队。第一营营长宋文彬前一年在南昌之战时曾受重伤，行动不便，也留在了武汉。为了弥补缺额，又把中共党员陈皓、韩壮剑负责的第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在汉口的一个新兵营编入了警卫团。反正这个师已经在南昌暴动，新兵营留下来也会损失掉。
警卫团原来所辖的部队编为两个营，余洒度兼任第一营营长，又调来共产党员钟文璋（字迎峰，湖南益阳人，黄埔二期生，时年24岁）任第二营营长，以新兵营为主编为第三营，由陈皓（字大明，湖南祁阳人，黄埔一期生，时年29岁）任营长。
为了避免各地驻军疑虑，警卫团乘船到了湖北阳新就涉水登陆，步行进入江西省境。8月7日，警卫团在武宁与一支中共领导的武装“平江工农义勇军”相遇，义勇军负责人余贲民告诉警卫团一个重要的消息：南昌暴动部队已经南下广东。得知这个消息，卢德铭、辛焕文立即下令改变行军路线，准备取道九岭山，经靖安、奉新南下追赶暴动部队。8月8日，警卫团抵达奉新，接到了当地交通员转来的前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的信，要求卢德铭、辛焕文、韩浚离队单独追赶南下的暴动部队。三个人接到信后面面相觑，不解其意，最后商定先回武汉，向中共中央请示后再做决定。部队则交给中校团附余洒度负责，带往湘赣鄂交界的修水待命。
警卫团的主要人物已经出场，且回过头来介绍一下余贲民和他的队伍。
余贲民，号世英，湖南平江人，是个老资格的中共党员，1922年就已入党。他是逊清湖南新建陆军随营学堂出身，辛亥革命后曾在民军中当过排、连长，负伤回乡后做过农会会长、团防局长，加入中共后成为积极的地方活动家。1927年马日事变后，余贲民根据省委指示，以他掌握的团防队和政治讲习所学员为基础，四处接收散枪，编成平江工农义勇军，共有五百余人，三百支枪，参加过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行动。这一年余贲民才39岁，但在军中已经是老资格，农军士兵都称之为“贲老”。
这支湖南的工农义勇军，怎么会跑到江西去了？这需要提到另外一个人：苏先骏。
苏先骏是黄埔四期步兵科学生，湖南浏阳人，1926年入党。他是黄埔四期的状元，曾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学生接受蒋介石授予的毕业证书，笔杆子上也有功夫，曾担任校刊编纂员，电视剧《井冈山》里把他塑造成一个混不吝的兵痞形象，可是天大的冤枉。毕业后，苏先骏曾在陈赓手下当连长。1927年，23岁的苏先骏被湖南省委任为军事特派员，派回故乡组织浏阳工农义勇队，自任队长。马日事变后也参加过十万农军围攻长沙。在此期间，四期同学唐生明曾游说苏先骏率部加入其兄唐生智的部队，许以团长的职位。苏先骏认为这是个保存队伍的方法，颇为动心，但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严词拒绝，还把苏批评了一顿。潘心源也是浏阳人，长沙岳云中学毕业，他只比苏先骏大一岁，党龄却多了三年，建立了浏阳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在当地威信很高，他的批评自然带来一片赞同之声，让苏先骏十分尴尬，一气之下只身离队，跑到武汉找中央去了。
1927年7月，苏先骏又带着中央的介绍信和指示返回浏阳，将浏阳、平江两地农军合成一支部队，号称湖南工农义勇军第一路第四团队，后又接到指示，打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独立团的旗号，准备开赴南昌参加暴动。但余贲民和苏先骏都想当团长，一个资格老人望高，一个是中央派回来的，谁也压不住谁，两地农军从在平江虹桥会师起就争执不下，直到8月5日在永修县涂家埠获知南昌暴动部队已经南下广东的消息后，苏余两人意见各异，再也不能合作，彻底分道扬镳。苏先骏说要追赶暴动部队，但没法取得联系，先退到九岭山间的铜鼓县城暂驻。余贲民调头返回平江，正巧在武宁碰到了警卫团。
或许是机缘巧合，平江工农义勇军与警卫团分开后不久，又于8月12日在修水城郊相遇。余洒度和余贲民是同乡本家，言语相投，劝其一同在修水等待中央的指示。余贲民想想也是，便和警卫团合兵一处，进攻修水县城。
当时盘踞修水的是外来的邱国轩部。邱是北伐黔军的军官，曾任第十军第二十八师第三团团长。第十军开往安徽后，由于部队欠饷严重，医药缺乏，难以维系，他在舒城率二百多人枪脱离队伍，抢下修水这个三省交界的地方休养生息。邱国轩颇有一些军事才干，第八军和平江警备队前来进剿都被他击败，马日事变后又击败了前来窜扰的夏斗寅残部，实力扩充到一千多人枪。但东拼西凑的队伍终究不是源出铁军的警卫团的对手，三下五除二就被打败，溃退到平江修水边界去了。邱国轩在当地民愤颇大，余洒度和余贲民把俘虏的一个邱部连长公审枪决，又派随队的原第二营营长李腾芳率部分兵马配合当地农民铲除了几个恶霸地主，很快将群众发动了起来，警卫团和农军也在修水立住了脚，开始重新整训部队。
好了，这些军人主角各就各位，下面该看“钦差”了。
二、阴晴不定的决策
现在我们都知道，卢德铭、苏先骏率领的队伍是秋收暴动的主力。其实，原来的计划中根本没有他们的事情。
让我们回到武汉。
1927年8月7日，汉口三教街41号，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非常会议。出席的有中央委员十人、候补中央委员三人、中央监察委员二人，以及军委、共青团、湖北省委、湖南省委的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他们当中有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罗亦农、邓中夏、苏兆征、陈乔年，都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领袖，正值青春，英姿勃发，可惜，十年之后没有一个还活在世上。
这次会议只开了一天，史称“八七会议”。会上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等文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这次会议上，34岁的中央委员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主张多做军事工作，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和政治局负责人瞿秋白谈分工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愿意去大城市而要去农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于是，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发动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时，毛泽东顺理成章的成为湖南方面负责人。会上认为，湖南省委不断组织力量追赶南昌暴动部队的做法不可取（卢、余、苏的队伍未能赶上暴动部队，湖南省委又打算组织起一个师直接开赴广东），决定由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长沙向湖南党组织宣传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准备发动秋收暴动。并指定代表湖南党组织参加会议的省委农民部长、24岁的彭公达为省委书记，协助毛泽东工作。彭公达，字颂尧，湖南湘潭人，长郡中学附设甲种师范学校毕业，1924年入党，是毛泽东的老朋友、老助手，曾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共支部书记。
按中央政治局诸位先生的统计学，全国有农会会员915万，湘鄂赣粤四省占了800多万，其中又以湖南最多，达415万，取得全省胜利是轻而易举。毛泽东要冷静的多，提出了先夺取湘南五六县，形成力量再夺取全省的意见，最终获得了中央的通过。但他们没有料到，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变得比政治局更乐观，彭公达在苏联驻长沙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夫的支持下，主张实行以长沙为中心的全省暴动，夺取整个湖南，成立工农兵苏维埃。以前他们要把力量送到广东去革命，现在却忽而变成要在敌人实力最强大的省会搞起义，一口气吃掉全省！
老人家那时还没领悟多少“非布尔什维克”的办法，加之初来乍到，两相妥协的结果是决定分区进行暴动，后来因为经费人力皆不足，又缩小到在长沙为中心的湘中七县地区暴动。他还有一条重要意见被采纳，现在看来可能意义更大：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没有用，起义要用共产党的名义号召。
计划虽然不断缩小，实行起来还是困难重重。马日事变后，湖南省委曾动员十万农军围攻长沙。这是十万人是否有战斗力另当别论，但省委中途下令停止行动，使好不容易集中起来的农军一下散了架，有的被省军击溃，有的就地解体，有了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再想要动员起来，谈何容易？8月9日时，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通电讨蒋，开始调动军队，省委本打算趁机使用中共党员陈烈、李隆光两个团参加围攻长沙，作为大规模暴动的“发火索”，谁料晚了一步，第六军很快就全军开拔东征去也（唐生智又反共又讨蒋，各方得罪个遍，这个保定系倒是几分昭和参谋附体了）。
李隆光，字隆武，湖南醴陵人，著名共产党人李立三的族弟；陈烈，字石经，广西柳城人。两人是黄埔一期同学，都在第六军第十七师担任团长，后来的命运却截然不同。第六军在讨蒋途中被张发奎击败缴械，陈烈离队返汉途中遇到警卫团，向他们通报了九江方面的情况，他后来投奔陈诚，颇受重用，官拜第五十四军中将军长，1940年在前线因拔牙感染败血症病逝。李隆光离开部队后改名李谦，通过俞作豫的关系进入广西任职，参加百色起义，任红七军第二十师师长，1931年于广东乳源阵亡。
如果他们参加了秋收暴动，谁会成为卢德铭，谁会成为苏先骏？
对于湖南省委来说，头疼的还不止是没有武装。起义计划送到中央后，政治局回信表示计划“原则上的对的”，却又莫名其妙的挑起毛病。对使用两个正规团参加攻打长沙一事，批评这是“偏重军力”的“军事冒险”，有的常委明确表态“中央的意见是纯粹依靠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对以长沙为中心发动暴动，中央批评这是忽略了各地的暴动工作，并要求长沙、湘南、宝庆各作为一个暴动点同时起事。这两个意见，一方面指责依靠军队，另一方面却要求三点作战，省委也无所适从。
末了，中央还提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仍然一门心思做贴牌代工。
时间转眼到了8月底，国民党的宁汉两府已经准备合流，眼见统治力量更加强大，而秋收暴动，不但计划没有敲定，连起义武装都没有组织起来。
转机往往发生在最困难的时候。8月30日，江西安源市委送来了一个文件，详细报告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的情况。湖南省委兴奋的炸了锅，立即召开会议，为起义计划落上了重要的一笔：决定在湘赣边界的浏阳、醴陵、安源、平江等地发动起义，并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赶赴边界指挥武装行动；暴动地区党政负责人组成行动委员会，省委军事部长易礼容任书记，主持发动民众配合暴动；彭公达带暴动计划到汉口向中央报告。
安源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有煤矿、机械、铁路等各行工人数万人，中共党组织非常活跃，矿警队和铁路工人自卫队也在党员的掌握之中。十万农军围攻长沙失败后，湖南醴陵等县的工农武装退到安源休整，江西的安福、衡山等地农军原本计划配合南昌暴动，在暴动部队撤离后也集中到了安源，使这里成了中共武装力量最集中的地方。
毛泽东对安源也是再熟悉不过的，28岁时他就曾到这里组织工人运动。到安源后，他立即召集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兴亚等人开会，详细听取了安源、湘赣边的工农军和警卫团等各路武装的情况后，决定将这些队伍组织起来，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分路进入湖南，攻取醴陵、平江、浏阳，而后会师长沙。会后毛泽东写信给湖南省委，约定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总暴动。
中央的先生们仍然没有批准秋收暴动计划，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毛泽东决定不再理会他们。他以前敌委员会名义先向苏先骏传达了暴动指示，随后携潘心源赶赴铜鼓苏部驻地。9月9日，两人在浏阳陈家坊遭遇民团，潘心源逃走，毛泽东被扣押。在解向团防局的途中，毛泽东拿出银元贿赂团丁，借机逃了出去，在当地农民帮助下到达铜鼓。
就在毛泽东死里逃生的同一天，秋收暴动开始了。
还没见共产国际的意见呢。那意见，要整体暴动，一暴动就能成功，一暴动就能解放全国。
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的马也尔，乐观的很，极力要求向长沙进军。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失利后，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又见敌人加强了在长沙的兵力，因此停止了原定的15号长沙市内起义。结果可把共产国际的代表给气坏了，认为是“临阵脱逃”，“如果起义部队转而攻长沙，肯定是胜利的。”中央派任弼时来湖南处理，任弼时到达当地了解实情后，仍决定让彭公达继续担任湖南省委书记，不过为了给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个交代，中央还是决定撤换彭公达。在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撤销了彭公达的省委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并给予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共产国际派来的这帮家伙在战略决策上面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个个当自己是太上皇，打着极度左倾的旗号，借莫斯科的指示当护身符，不顾实际的瞎指挥，出了事反正也不是他们流血。
中央和省委的逻辑就是，你乐观，我就比你更乐观……
于是湖南省委提出的长沙暴动计划比中央最初通过的湘南暴动计划乐观，等计划报上去，中央发现自己乐观度不够，又提出了打着国民党牌子主要依靠民众的3P作战……
三、三个第一师
余洒度和余贲民部进驻修水后，第一个问题就是吃饭。躲到湘赣边这个两不管的地界是为了躲开敌人的注意，当然不可能用上农会那套揪斗土豪的招摇方式去筹粮措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余洒度和余贲民决定找苏先骏一起商谈。但苏先骏自视甚高，想找一个能说动他的人不容易，想来想去，只有把警卫团第十一连连长伍中豪派过去。伍中豪是湖南耒阳人，1905年生，1923年入党，他是苏先骏黄埔四期步兵科的同学，而且还是这支队伍里学历最高的军官——北京大学文学院肄业。想说服苏先骏这种秀才，只能派个举人过去。
果不其然，苏先骏被伍中豪说服，与余洒度、余贲民在修水、铜鼓交界的山口镇碰了面。这时候，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派了个代表徐景祥来修水联系，想将当地的武装收编。三人商议之后决定将计就计，采取灰色名义，将警卫团和两地农军联合起来。和徐景祥谈判之后，三人决定将部队合并改称“江西省防军第一师”，余洒度为少将师长，余贲民是副师长，苏先骏是上校团长。分配好官职之后，就帕特务连指导员宛希先（湖北黄梅人，1906年生，原警卫团第五连班长）带着新造的表册随徐景祥去南昌请领军费。
警卫团与平江工农义勇军编为第一师第一团，并当仁不让的成立了师部，警卫团的各级官佐坐升为师部人员，第二营营长钟文璋任上校师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少校团附兼辎重队长范树德任师部中校军需处长兼第一团中校团附，原警卫团第二营营长李腾芳接任第一营营长，第三营营长陈皓接任第二营营长，第三营营长由营附韩壮剑接任，后韩调任团附，由第十连连长金文生接任营长。另外第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参谋陈明义（湖南新化人，1907年生，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离开武汉后带领新兵训练处的勤杂人员随团行动，警卫团的官兵视他为团里的参谋）担任了师部参谋处长。
浏阳工农义勇队改编为第三团，原政治部主任徐骐（湖南浏阳人，1903年生，长沙岳云中学毕业，1925年入党）代理潘心源任党代表。第一营营长汤采芝，这一年已经42岁了，在一群年轻人中显得尤其突出，他曾任桂系第七军军部卫生连长、浏阳县委军事干部训练班教官，红七军团长寻淮洲是他的学生。第二营营长张子清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曾任中央军校第三分校教官，马日事变后奉党的命令在岳阳组织武装，因衣食无着部队星散，他只身加入浏阳农军。第三营由警卫团拨来的三个连组成，伍中豪被苏先骏要来担任营长。第三团的主要干部还有副团长彭兰徽、参谋长何坚（一说黄坚）、营党代表唐继芬、王俊民等，可惜他们的事迹已经无法考证。
除此之外，第三团还有六个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派出参加南昌暴动的学生，通过高安地委介绍进入部队，成了基层的骨干。后来这六个人在红军史上都有一席之地，他们是徐彦刚（四川新宁人，红十六师师长）、游雪程（四川邻水人，红八军第五纵队副纵队长）、刘型（湖南醴陵人，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王良（四川綦江人，红四军军长）、陈伯钧（四川达县人，红六军团长）、邓萍（四川自贡人，红三军团参谋长）。
第一师总计近三千人，有枪一千二百余支，机枪两挺，子弹充裕。余洒度还派参谋彭楷、副官畲浩找到邱国轩谈判，将其收编为第二团。附近一些被打散的中共武装也向第一师靠拢。谭希林、罗荣桓率领的崇阳农民自卫军到达修水后被编为师部特务连，修水县委也把自己控制的法警队和农军补充进了第一师。
宛希先在秋收暴动开始的前一天才带着江西省代理主席王均的信返回修水，但余洒度、苏先骏早就打着省防军的名义开始征粮收税了。在此期间，他们收到了中央军事部交通刘基宋（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转来的参加秋收暴动指示，但还没有细化到具体的行动步骤，余洒度也只是命令参谋处长陈明义和师部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一同设计了五星镰刀斧头的红色军旗，作为出征的准备。苏先骏也得到过开赴湘南参加暴动的消息，曾想积极行动一下，被余洒度否决了。9月7日，苏先骏又接到了秋收暴动前委的分路进攻长沙计划时（安源的队伍准备先攻打萍乡，故将行动计划称为“萍乡举动决议”），再也按耐不住，立即拔营出兵。留给余洒度的除了计划内容，还有一句话“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
余洒度虽然对这个计划还抱有怀疑，但时间和部队跃跃欲试的情况已经不容他再做多余的考虑。9月9日，第一团也由修水县城出发，向西一路挺进，恰巧，他们在途中遇到了从武汉返回的卢德铭。
走的时候是三个人，怎么只剩一个回来？
卢德铭等三人到武汉后，没有找到中共中央军事部门的负责人，只见到了临时在湖北省委负责宣传工作的前中央妇女部长向警予。通过向，三人得到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秋收暴动的指示。卢德铭被指定为总指挥、韩浚为副总指挥、辛焕文为政治指导员。湖北省委给了三人几千块钱，并派了六个干部护送他们回部队。9月4日，一行人走到崇阳县大沙坪时遭遇民团巡查，辛焕文带两个湖北同志走在最前面，和民团交上了火，全部被打死，成为第一个退场的秋收暴动领导人。韩浚掩护跟随他的两名干部撤退，负伤被俘，后来参加“自新”，回到国民党军中，一直做到第七十三军军长，在莱芜战役被解放军俘虏。卢德铭得到前面人报信，急忙改抄小路走脱。
卢德铭向余洒度等干部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并就任起义总指挥，挥师向平江挺进。9月10日，毛泽东和苏先骏在铜鼓县见面，向他传达了安源会议的决议。根据决议，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第一、第三两团，改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第三团。在此之前，安源的各路工农武装已经在9月5日举行暴动，占领全市，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兴亚出任团长，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任党代表。
王兴亚，又作王新亚，江西安福人，1926年入党。他的资料十分混乱，有的说他是黄埔学生，但查不到期别兵科；有的说他是北伐军的营长，却也查不到番号。不过，重点在这里：赣西农民自卫军辖有宁冈、永新、安福三县农军，永新、安福两支队伍被王带到了安源，宁冈的队伍则由副总指挥贺敏学率领留守本县，宁冈农军的负责人叫袁文才，副手叫王佐。
秋收起义不是谋定而动，中央、省委前委都对部队直接下命令。苏先骏得到过湘南暴动的指示，余洒度没有实行。毛泽东与苏先骏会合后，派人要余洒度到铜鼓，但这时卢德铭已经到了第一团，没有理会毛泽东的命令，而是根据中央指示和苏先骏的意见，率军进攻平江去了。安源会议知道修水、铜陵的队伍编成省防军第一师第一、第三团，所以安源的队伍改编为工农革命军时称第一师第二团，却不知余洒度另外收编了一个邱国轩第二团。
同样混乱的还有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之外的第三个“第一师”。1927年9月8日，湖南省委还自行任命了一批秋收暴动军事干部，这个序列在秋收起义纪念馆就可以看到：
第一师师长毛泽东，第一团团长朱少连；直辖第一团团长李子骥；直辖第二团团长滕代远；直辖第三团团长王相烈；直辖第四团团长郭泳泉；直辖第五团团长谢南岑；直辖第六团团长袁健；直辖特务营营长潘词岩
这些干部中，朱少连是1922年入党的工运领袖，李子骥是湖南省委军事方面的负责人，滕代远是湘东特委书记兼醴陵县委书记，其他人的事迹已经难以查考。这些省委任命的团长中，除了朱少连发动株洲工人暴动失败外，其他人未能组织起部队响应秋收起义。省委只任命毛泽东做师长，他们却不知道中央另外任命了一位总指挥。
秋收暴动爆发的时候，半个中国都处于战争之中。武汉国民政府派唐生智率大军东进讨伐南京国民政府，陈兵安徽安庆一带。南京政府刚刚击退了孙传芳的渡江反扑，以一部警戒唐生智，主力正在向江北追击。在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部队多已追击南昌暴动部队南下。在湖南，唐生智军大部在湘南和宋鹤庚、许克祥的部队交战，代理省主席周斓掌握在长沙附近的只有三个团：省会卫戍司令兼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麾下的谭崇酂团，第三十五军所属王东原的教导团和罗定的独立团。但是，省军的兵力虽少，并不代表暴动会一番风顺。
四、四幕独角戏
卢德铭指挥的第一团，自修水取道龙门厂、嘉义镇，准备进攻平江县城。钟文璋指挥第二、第三营担任前卫，辎重队随后，师部居中，第一营担任后卫。同时向邱国轩传令，告知其番号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即刻向平江进发。
9月10日，前卫部队到达长寿街，和先一步进驻的邱国轩部汇合，钟文璋亲赴邱的团部，觥筹交错一番。第二日一早，两团成平行队列向金坪进发。行不多时，钟文璋接到邱国轩送来的消息，称前面的小河对岸有敌军驻守。钟文璋命令后面的辎重队停下来休整，第四团掩护侧翼，自己率第二、第三营正面进攻。他号召士兵发扬铁军精神，不用上子弹，挺起刺刀一口气冲破敌人的阵地。
第三营第十连是全军的尖刀连，连长是只有19岁的张宗逊（陕西渭南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他带领战士们徒涉过河，没发现一个敌人。张宗逊正莫名其妙间，回头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第四团调转枪口，向第一团进攻了。钟文璋布置的队列是第三营在前，团部和第二营在后。邱国轩的部队从侧后方压迫下来，一下子冲垮了第二营。第三营第九连连长黄瓒及时率部展开抵抗，总算掩护钟文璋带一部分官兵跑了出去，自己不幸中弹阵亡。第三营营长金文生下落不明。
打垮钟文璋后，邱国轩掉头扑向辎重队，把银元、粮食、子弹劫掠一空。这时师部和第一营刚到龙门厂，完全不了解前方的情况，退下来的士兵报告“不好了，前面邱团长带着马弁大声喊杀”，卢德铭还讶异的问“打仗不喊杀喊什么？”，直到辎重队长陈毅安只身跑回来报告邱国轩叛变的消息，余洒度才下令部队警戒，又派人出去寻找收容溃兵。当天夜里，全军在黄金洞会合，钟文璋带的两个营只剩下二百多人。钟文璋喜欢骑马，喜欢享受不可一世的感觉，这样的人在遭遇挫折后最容易崩溃。当事人回忆，失利后钟文璋精神恍惚，逢人便痛哭流涕，大叫“我该死，我该死，我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没有面目再见师长”，在与师部会合前削光了头发脱队逃跑。
钟文璋又回到了国民党军，在陆军第二师当营长。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方的第二师（师长顾祝同）与阎锡山晋军的第七军（军长关福安）在兰封县毛古寨遭遇，钟文璋所在的第五旅第十团团长求胜心切，欲乘对手立足未稳予以猛烈打击，结果在晋军的密集火力和坚固工事下碰了个头破血流，钟文璋也死在这次冒失的进攻中。他的团长是郑洞国，后来担任过新编第一军军长、驻印军副总指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他的营里还有个负了重伤死里逃生但从此不长头发的副营长兼连长，就是后来的陆军一级上将台湾警备总司令，刘玉章。
长寿街的胜利者活得更短。邱国轩对工农革命一窍不通，接受余洒度的收编不过是权宜之计，警卫团派去收编的参谋彭楷、副官畲浩反被他收买成了密探（这是余洒度的说法，张宗逊则说“当初收编邱国轩部的时候，我们没有派部队进去做工作的经验，只简单地派一个参谋去邱部作联络员，这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邱匪反水时被杀害了”）。得知钟团长缺乏指挥经验等种种情报后，邱国轩设计虚报敌情，击溃第一团两个营，不但报了修水之仇，还掳得一批物资，好不得意。此后不久，邱部被湖南省政府收编为保安团，留驻平江，围剿罗纳川、涂正坤（后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1939年平江惨案中遇难）率领的中共平湘浏游击队，结果反被游击队偷袭团部生俘，在大坪里公审处决，连1928年的春天都没有见到。
第一团出发的同时，9月9日，王兴亚也率第二团按计划出动，将萍乡团团包围。守军一个营闭城固守，第二团人多枪少，多是些土炸弹、土抬枪，没有攻城武器，围攻两天两夜未有进展，眼看11日湖南各县暴动的日期已到，便绕过萍乡县城，乘火车进入湖南。
9月12日，第二团在八里坳下车，和当地暴动的农民一道进至醴陵城郊阳山石一带，守军第八军独立团罗定部的两个连一触即逃，醴陵城内的两个连抵抗了半小时，东门、南门先后被攻破，土炸弹在巷战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守军或死或降。到当天下午，第二团完全占领醴陵县城，缴获枪支八十余支，这是秋收暴动中攻占的第一座县城。
入城后，团副党代表张明生出任县长，组建工农政府，但很快传来长沙派出两个团来进攻的消息，醴陵县委书记邓干元主张立即进军株洲，继续发动农民暴动，迎击来犯之敌。团长王兴亚主张北上浏阳与暴动主力汇合，党代表蔡以忱也同意这种意见。于是，第二团于9月13日退出醴陵向北移动，党代表蔡以忱返回安源，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接任党代表。
9月16日上午，第二团抵达浏阳城下。城内原有的守军一个营（营长周倬）此时已经前去追击工农革命军第三团，仅剩的一个排众寡不敌，弃城逃跑。第二团兵不血刃的占领了第二座县城。党代表潘心源主张不要停留，赶快向东门市进军，协同第三团夹击周营。但因部队缺粮，士兵又开始闹饷，只得停下来召集商会筹饷。不料省方派出的王东原、谭崇酂两团从株洲赶到浏阳，于18日清晨发动突袭。
第二团的官兵多是工人、农民，缺乏军事知识，进城之后分散居住，无事之余四处闲逛，连外围警戒哨都没有派。省军冲到城门下，第二团仓皇组织起的防线很快陷入混乱，官兵丢下枪支四散奔逃。王兴亚、潘心源带着身边的百余多冲出西门，向江西方向撤退。一行人行经文家市附近和民团交火，又被打死打散了一部分。王兴亚心灰意冷，和数人携枪械单独离队，从此下落不明，一说1930年红六军团团以上干部烈士名录中有“安福赤卫军大队长王新亚”，一说1932年在湘赣边界斗争中牺牲。潘心源和慕容楚强、刘少林等负责人聚在一起大哭一场，分头逃命。他后来任湘东特委副书记、湖南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1931年任浙江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乘海轮前往赴任时被特务发现，在温州登岸后就被国民党逮捕，遇害时只有29岁。潘心源的前任蔡以忱回到安源后一直进行地下斗争，1928年派往湘西任特委常务委员，7月间在常德被捕牺牲。
第三团失败的更迅速。9月11日，毛泽东、苏先骏率全团自铜鼓出发，当日黄昏到达浏阳的白沙，击败了守军后就地宿营。部队旗开得胜，毛泽东十分高兴。次日，第三团继续进攻东门市，士兵奋勇冲锋，守军又向达浒溃退。当晚，第三团在东门市着急群众大会，毛泽东讲了话，处决了几个土豪劣绅，晚餐时官兵大喝得胜酒庆祝连日来的胜利，但好运气也到此为止了。9月13日晨，从浏阳赶来的周倬营向第三团发起进攻，与担任外围警戒的第一营发生激战，溃退到达浒的那营省军也绕小道袭击第三团侧背。双方激战到下午，第三团腹背受敌，伤亡渐增，党代表徐骐、第一营营长汤采芝在羊古老督战时先后阵亡。局面已坏，苏先骏仍犹豫不决，毛泽东衡量局势，直接下令向文家市撤退。
暴动的武装主力未能及时赶到长沙，原定9月15日发动的省会暴动也成了独角戏。当日夜，好不容易发动起来的四路农军由于缺少正规军支援，被省军各个击破。失败的消息陆续传来，省委书记彭公达认为“农民争斗的勇气几乎消灭”，“工人的力量虽然没有消灭，因反动政府压力执行屠杀工农镇压的政策之故……暴动的勇气也消灭了许多”，“要起来暴动一下是可以的，但结果是一个完全的血海运动”，果断决定停止暴动。
共产国际的代表、苏联驻长沙领事马也尔强烈反对，写信称“赶快进攻长沙是唯一的停止已开始的退却（的）举动”，认为湖南省委的决定是“对于我们的全农运动是背叛的”，要求继续实行暴动。
彭公达没有理会他的意见，避免了许多无谓的牺牲，代价是被中共中央撤销省委书记职务，给予留党察看半年处分，后来被派到湘西任特委书记。1928年7月被捕，8月7日在长沙就义，距离八七会议整整一年。牺牲时，他才25岁。
五、古来英雄三两个
第三团失利之后，毛泽东在上坪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将部队撤回湘赣边界。这时候卢德铭派出的交通员找到了第三团，告知第一团也已失利。毛泽东用巩隐药水写了密信，要交通员回去告诉卢德铭带队到文家市，准备下一步行动。
9月19日，第三团首先到达文家市，打垮了当地的民团。卢德铭、余洒度率部随后赶到。第二团第二营营长吴杰、第六连连长熊坤山分别率领的几十人和团爆破队追随着团长王兴亚的足迹撤退，也到了文家市，歪打正着的和主力汇合在一起。次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召集全部官兵讲话，分析革命形势。多年之后，还有人记得毛泽东的一个比喻，我们好比一个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个大水缸，小石头要打烂那个大水缸，将来总有翻身之日。最后，毛泽东向全体官兵宣布了前委的决定：到农村去，打土豪，分田地，上山打游击，建立红色根据地。
卢德铭等人对上山的意见十分赞同，余洒度表示反对，主张进取浏阳，再攻长沙，被集体否决。9月21日，第一师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向萍乡方面前进，经侦查发现敌人已经向该地区集中，又转往莲花方向。9月25日，第一师行至芦溪县山口岩附近时，突然枪声大作，担任行军后卫的第三团遭到三面进攻，很快陷入混乱。团长苏先骏和师部在一起行动，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敌人打到师直属队附近，警卫部队开枪还击时，他还以为是发生了误会，对余洒度高喊“师长呀！打死的都是自己人，是我三团的呀！都打死了呀”，余洒度也不知所以，急忙下令吹停止号。参谋处长陈明义听出对方一直在吹冲锋号，感觉事情不对，爬到高处看了一下，回头问苏先骏“你三团的军帽顶上有油布吗？”，苏先骏才明白大事不妙。
发动进攻的是国民党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一团第三营（营长江保定）和江西省保安第四大队（大队长朱士桂）等部，他们侦查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行动路线后，从芦溪一路追来，当地的民团武装也纷纷出动，进攻第一师队伍的侧翼。
这时，前卫第一团和跟着前卫行动的毛泽东等人已经进了山，卢德铭发现后面的部队被打乱，就带着参谋胡景玉率两个连折回，抢占附近的高地白泥山，掩护后续部队通过。看到成建制的队伍已经撤走后，卢德铭率部向黄泥壁撤退，还没爬上山，国民党军已经占据了白泥山，居高临下射击殿后的第一师部队。卢德铭被对面乱枪打死在山凹处的一座民居附近，胡景玉也中弹阵亡。
至此，警卫团的三位负责人，两死一俘，全部退出秋收暴动这幕历史剧。
双方部队匆匆经过，甚至没有人顾得上收敛秋收暴动总指挥的遗体。几天后，附近的村民周仁榜把卢德铭掩埋在自家的茶树林后面。
山口岩一役，第三团损失三百多人枪，元气大伤，只有伍中豪率领的一部分队伍突围了出来。随后，第一师击败了只有百余人的莲花县保安队，在县城内点验人数，还有七百多人，六百多支枪。为了防止被追击的国民党军包围在县城里，第一师很快撤出莲花，于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休整。
秋收暴动从开始就是一连串的失利，如今连总指挥都是当场阵亡，整个部队无粮缺饷少弹药，官兵对前途普遍感到无望，开小差者、拖枪逃跑者，比比皆是，全军士气低沉，弥漫着失败的氛围。毛泽东看到这个情况后，将剩下的全体官兵组织起来讲话，以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的故事鼓励官兵，说“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严厉的批评了各部队的负责人，说他们“把部队指挥得一塌糊涂，真是乱七八糟”，宣布将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团长苏先骏全部撤职，改任前敌委员会委员随军行动，全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由被毛泽东称为“最能干的，最有经验的”营长陈皓担任团长，徐恕（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任副团长，韩壮剑任参谋长任参谋长。原第一团整编为第一营，由黄子吉（字毓卿，黄埔军校第四期工科毕业，湖南宁乡人，1903年生）任营长，宛希先任党代表；第三团整编为第三营，原第二、第三营营长张子清、伍中豪分任正副营长，第一团的连党代表何挺颖任营党代表。师特务连改编为团特务连，调第一团连长曾士峨任连长，罗荣桓任党代表。另成立军官队，调黄埔四期生、原第一团第三营第八连排长吕赤任队长；卫生队，队长曹镕，党代表是参加过设计军旗的何长工；辎重队，队长还是范树德。
党史学者将三湾改编的特点简化为一句话“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党对军队的决定领导”，这成为日后的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的基本组织原则。
三湾改编之后，毛泽东带领他的队伍开始探索日后的道路。他一度想要到湘南继续进行暴动，几番转战后，在安福农军袁文才、王佐的支持下登上井冈山，开始了武装割据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秋收暴动的前后登场人物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余洒度
在上井冈山前被毛泽东派往湖南省委报告工作，留下来担任了省委军事部长。在此期间，他写了一篇《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成为研究秋收暴动的重要原始资料。1929年2月，省委派他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秋收暴动以来的情况。由于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围捕，中共中央不断改变接头方式，余洒度到沪不久就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最初，他曾试图寻找其他革命的道路，继续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曾于1929年加入谭平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30年又加入邓演达主持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任黄埔同学会临时召集人。但1931年邓演达被逮捕处决后，他和许多加入第三党的黄埔同学一起回到蒋介石身边，经过“自新俱乐部”一番耳提面命的教导感化，成为复兴社的一员，1933年长城抗战后被派往华北开展复兴社工作，先主持《北方日报》，后到晋绥军第六十一军担任政训处长。1934年因利用职权贩卖毒品遭宪兵检举，经军法审判处决。究竟是事实，亦或是国民党中央与晋系山西势力双方桌面下暗斗的牺牲品，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无从查考了。
苏先骏
也在三湾改编后离了队到湖北省委报告暴动工作。他的这份报告叫《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是另一份重要史料。他也没有回到部队，而是担任湖北省委委员兼军事科长、湘鄂赣边特委军事部长。1928年1月，在岳阳遭到逮捕后叛变，因告发了他的老上司，曾任湖南省委书记，发动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郭亮，被任为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参议、“剿共”法院处长。好景不长，1930年7月，红军第三军团围攻长沙，苏先骏未及逃出，便写信给彭德怀，声称愿意率一营士兵投诚，但没有人理睬他。7月27日红军入城后，苏先骏遭到逮捕，8月2日被处决，成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祭品。不知他死的时候，有没有感到一丝后悔。
这两位领导之外，还有一些秋收暴动的人物先后脱队。
设计了工农革命军军旗的师参谋处长陈明义在芦溪山口岩之战负伤离队。养伤期间，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来以黄埔四期学生的身份和国军将领方鼎英外甥的关系回到国民党军中，历任军令部处长、国防部史政局副局长，1949年担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随张治中一起留在了北京，并改名为陈树华。此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南体育运动委员会秘书、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由于他有在国民党军国防部史政局工作的经历，很多文史资料都由他负责审核，在中国文史出版社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一书中，保留了许多他的审核意见。1990年，陈树华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为警卫团要到了船只、后来担任师军需处长的范树德，跟随部队上了井冈山，朱毛会师后担任红四军军需处长，“朱德的扁担”的故事中“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就是他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范树德历任中革军委总经理部部长、总供给部部长、总参谋部局长。红军长征后，任江西军区供给部副部长、赣南军区参谋长、湘粤赣游击支队参谋长。1935年在湘南负伤离队，后来也加入了国民党阵营。全国解放后被捕，后经特赦任广西省桂林市政协委员，1989年逝世，时年82岁。
三湾改编任命的团长陈皓、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壮剑和一营营长黄子吉则以另一种方式离开队伍。
1927年11月，陈皓等人率部攻克茶陵，进城驻守，通过陈明义的关系与方鼎英取得了联系。方鼎英曾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部长、代理校长，又刚刚出任新编第十三军军长，希望陈皓、徐恕这些黄埔学生带兵倒戈加入自己的部队。但这件事很快被毛泽东发现，12月28日，毛泽东在湖口召集第一团和地方纠察队、赤卫队、游击队召开全体指战员大会，宣布将陈皓等四人逮捕，随后予以处决。
秋收暴动初期的营以上骨干，大部分都在风雨飘摇的漫漫革命征程中消逝退场。
副师长余贲民1933年因肃反扩大化被监禁庾死，时为中共湘鄂赣省委军事部长。
原第一团第一营营长李腾芳被派去参加湘南起义，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1928年4月在耒阳被地主民团捕杀；
第一团辎重队长陈毅安1930年8月阵亡，时为红八军第六师师长；
曾作为警卫团与朱培德谈判代表，后任第一营党代表的宛希先1929年被错杀，时为中共湘赣边临时特委委员、茶陵县委书记；
第三团第二营营长张子清后任红五军参谋长，1930年因负伤后伤口恶化病逝；
第三营营长伍中豪于1930年10月在安福被地主武装残酷杀害，时为离职养伤的红十二军军长。
三湾改编后任第一营党代表、曾代表警卫团与江西省政府谈判的宛希先1929年被错杀，时为中共湘赣边临时特委委员、茶陵县委书记；
第三营营党代表何挺颖1929年1月牺牲于寻邬，时为红四军二十八团党代表；
特务连长曾士峨1931年阵亡，时为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兼政委；
军官队长吕赤1928年因陈伯钧擦拭手枪违规走火牺牲，时为红四军教导队队长。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在将军之中参加过秋收暴动的已经所剩无几，
元帅有罗荣桓（崇阳农军），大将有谭政（警卫团），
上将有张宗逊（警卫团）、陈士榘（警卫团）、宋任穷（浏阳农军）、陈伯钧（浏阳农军）、钟期光（平江农军）、黄永胜。
中将有谭希林（崇阳农军）、韩伟（警卫团）等。
参加设计军旗的杨立三、何长工分别担任了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副部长。
当然，不能忘记最重要的灵魂人物毛泽东，秋收暴动二十二年后的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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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历史事实并不是穿越文里写的那么简单，哪怕受到现代系统军事训练的一支部队穿回去，没有可靠持续的补给，后面也面临着缺吃少穿的困境
而人性真的是难以拷问的，所以革命者们为什么一直说党性党性，这确实是一个很反人性的东西，但是为了更多人有人性，你必须泯灭一些自己的欲望——这是真事，没办法。
所以能活到49以后的无不英杰——当然也有据说参加南昌起义和长征拿了三大奖章50年建国就是个副营长的存在——运气好也是运气对不
有时多看看这种文章，确实能觉得前辈们生存的环境艰难和不易，对现在这种人人想看片都有地方下，想骂党国也没什么大事——前提你别太过分啊。的环境真的还是要好好理解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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